7月9日，欧盟将面临与美国展开贸易谈判的最后期限，若未达成协议，欧盟出口商品将被美国征收高达50%的关税。
在2025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意大利企业与制造部副部长瓦伦蒂尼（Valentino Valentini）表示：“欧洲坚信对话是唯一出路，贸易战或口水战从无赢家，后者带来的波澜甚至比前者更大。全面关税是不可接受的。”
他认为，美欧谈判的最后期限会被推迟，“现在的思路就是不断推后最后期限，并让所有人提心吊胆，而这不是一个成功策略。”
美国安可咨询（APCO）创始人兼执行主席郭兰诗 （Margery Kraus）则表示，前所未见地是，政治风险已成为企业评估美国市场的新变量，“美国总统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单边行动打破了传统决策共识，由此引发的政策波动短期内恐难平息，特别是关税调整对债券市场的冲击。”美欧谈判僵局与全球冲击
瓦伦蒂尼分析称，突如其来的关税壁垒第一时间抑制了投资信心，其次加剧了供应链重构。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企业已从“准时制”转向以风险管理（just-in-case）为基础的供应链模式，疫情更强化了这一趋势。“建立冗余库存成为必然选择，而这还是在新的关税政策出台之前。”他表示。
他还表示，令人担忧的是，当前关税似乎更多被用作填补财政赤字的工具，而非调节贸易平衡或临时保护某些行业的手段。他引用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的名言称，“如果商品不跨越边界，军队就会跨越边界”，但在当前情境下，走到这一步是各方都不愿看到的。
谈及美欧谈判僵局，瓦伦蒂尼称，欧盟27个成员国将贸易政策的制定权交给了欧盟，但在这一机制下达成共识的谈判非常复杂。
“这也容易诱使其他国家试图对欧盟成员国逐个击破，瓦解共识”，他预测谈判会继续拖延，因为“美方尚未明确最终诉求”，而长期的不确定性可能将临时性关税冲击演变为全面经济衰退。
郭兰诗则观察到企业界的普遍焦虑，她称，关税政策经常朝令夕改，有些关税高得不可持续，“从总部在美国的跨国巨头到外国公司和中小企业，都为关税带来的波动性困扰，为如何规划供应链、定价和库存纠结。”
她还称，企业希望增长和有效率地运营，并在最合适的地方做生意。供应链中断已有助于企业多元化投资和生产，但美国国会正在审议的“大而美法案”其中包含一些针对外国公司的税收条款，这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企业的规划难度。
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使投资下降
根据世界银行今年6月发布的数据，由于贸易和投资壁垒的上升，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开展中国家的流量已降至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发达经济体的FDI流入也大幅放缓，为199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诸立力（Victor Chu）分析称，业界已经感受到投资的降温，全球不确定性、经济周期的脆弱性、私募股权退出难、关税和供应链挑战等因素都在重创FDI。
第一时间，全球私募股权投资的退出策略变得更具挑战性，首次公开募股（IPO）交易减弱。其次，全球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近期关税问题使全球商业运营变得异常困难。“当企业家无法预测未来三四年的关税政策和投资成本时，新工厂投资计划自然会被搁置。”他称，这种不确定性让所有人都按下了暂停键，预计在关税政策正常化之前，FDI还会遇到更多扰动。
对新兴市场而言，埃及投资部长埃克塔比描绘了恶性循环：通胀高企、债务累积、财政空间萎缩，而贸易增长放缓又拖累GDP复苏。“更令人忧心的是，本已稀缺的FDI仍集中流向成熟市场。”过去十五年，新兴市场在资产管理公司眼中已成“高风险低回报”的代名词，资金持续向美欧日等安全港集中。
对于新兴市场，埃及投资和外贸部长埃克塔比（Hassan ektabi）表示，自疫情以来，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面临通货膨胀、债务累积和政府刺激经济的需要。过去几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贸易不确定性进一步削弱了财政空间。
“贸易是增长的关键驱动力，但贸易增长下降正在拖累全球经济。全球FDI不仅陆续在两年大幅下降，更重要的是，大部分FDI仍流向成熟市场。这意味着急需FDI来有助于经济增长的新兴市场受到的冲击更大。”他称，当前的资金更多流向了风险更低的市场。
谈及复苏前景，诸立力认为关键在于地缘政治紧张能否缓解。“在理想状态下，FDI应流向最具活力与效率的市场。但当前的地缘格局正在颠覆这一基本逻辑。”他称。
（本文来自第一财经）责任编辑：刘万里 SF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