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静 发于2025.6.16总第1191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伐纣胜利，殷商覆灭，武王姬发回到周故地西岐。
继承并实现了父亲文王开启的翦商大业，他并没有欢欣雀跃，反而忧思重重，“自夜不寐”。
他对弟弟周公旦说：“殷商暴虐，民不聊生，我们才得了天下。
可是，当初归顺殷商的360个氏族，虽然不显达但也没有灭亡，至今仍然如此。
”《史记·周本纪》记载了姬发的忧虑。
如何接收并分配商朝的庞大遗产、安抚商朝遗民防止他们因为走投无路而再次暴动、抵御周边“蛮夷”，是武王和他的臣僚们必须面对的复杂难题。
这些西周的始创者们明白，仅靠武力无法确保长期稳定。
为了巩固这个新兴的王朝，他们推出了一套系统的改革，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分封制。
历史学者许倬云将其比喻为“网络结构模式”——在击败殷商后，先由分封的姬姜二姓的亲戚，各自率领一些武力，长驻于若干要地，以这些“点”，拉成几条“线”，方能控制相当广袤的“面”。
在成康两代，大致完成了分封网络。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顺利获得分封，周王室从伐纣盟主转变为名正言顺的统治者，确立了“天下共主”地位。
而早期的中国地广人稀，各诸侯自主开拓封地，实际也是周王室借助诸侯力量的二次扩张。
西周分封，不仅仅是权力的延伸，更是一种社会契约。
混合了天命与人事，以亲缘关系维持封建网络，宗统与君统相叠，血缘与政治结合，这种双重结构，巩固了王朝统治，也埋下了诸侯竞争的种子，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并在中国文化传统里，留下了跨越代际的烙印。
“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 西周分封诸侯国的数量难以确定，《吕氏春秋》记载，“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
但荀子又说，“立七十余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第一次大规模分封在武王克商后，分封对象主要是先贤之后，以及功臣和武王较为年长的兄弟。
他将纣王之子武庚封于殷地，设置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同时分封周公旦于鲁、姜尚于齐、召公奭于燕……并褒封神农、黄帝、尧、舜后裔。
没想到，武王死后，武庚很快与“三叔”一起叛乱，于是周公东征，平息三监之乱后，征服了商、奄等广大东土，为了控制新占领的土地，周公进行了第二次大范围分封，姬姓与姜姓的重要成员被委以重任。
商人的传统大家族势力被打散、迁居，但他们并未沦为奴隶，而是可以保有自己的族属和土地，例如由反纣最为激烈的微子启掌管的宋国即是例证。
还有一部分，由诸侯带着他们到新的占领区去，一起在当地建立统治。
历史记载的分封得到了考古的呼应，古籍里的诸侯国一个接一个“现身”。
西周时期最强大的齐国由武王国师姜尚，也就是传说中的姜子牙建立，1961年在临淄被发现。
几次对于齐国故城的发掘，发现普遍保存着丰富的东周时期遗迹与遗物，表明临淄齐国故城主要属于东周时期，许多学者认为，西周早期的齐国都城应该就在临淄城遗址的下面。
齐国的另一个重要发现在山东北部高青陈庄遗址，遗址里的墓葬出土了带铭文的青铜器，提到“文祖齐公”，说明墓主属齐公孙子辈，可能是齐国公族的一支，被封到这里，保卫齐的北部边境。
东部另一个重要封国鲁国在山东省曲阜市，史籍记载的重要封国中，它是现在国内经过系统勘探的唯一一个贯串两周始终的国都遗址，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延续时间最长的都城。
北方重镇燕国为召公奭始封地，位于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还较为完好地保留着西周早期的都城以及高等级建筑遗存、墓葬等。
迄今为止，考古已经证实了齐、鲁、晋、燕、虢、应、邢、滕、宋、蒋、卫等诸多西周封国的位置。
这些诸侯国所在地的选择颇有深意。
成周是东都，更接近东方的诸侯，由周公主持国政，在两周(宗周和成周)之间来回办事。
成周四围，有卫、蔡、管，后来又加上郑，监视商人后裔宋，东南面汉水淮水上的诸侯，拉成南方阵线。
东面，齐鲁两个大邦既控制山东诸夷的故土，又扼住北面通辽的咽喉。
在北方，则放下邢、燕，掌握渤海平原。
许倬云总结说：“整个分割网络，形成一个大弧形，覆盖了今日陕、晋、豫、鲁、冀的黄河、汾水、济水、汉水、淮水，及渤海湾‘九河’诸地区。
环顾同时的古代文明，西周的布局，气魄宏大，罕见足以相比的例子。
” 近些年的西周封国考古，既验证了文献所记载的诸侯封国，也有新发现补充了文献记载的空白。
例如2017年在宁夏固原市彭阳县发现的姚河塬遗址，是从未见于史册的神秘“获国”。
遗址出土的甲骨文记载了当地统治者如何管理边境，如派人巡视，获国可谓周人防御西北戎狄的重要桥头堡。
姚河塬遗址是现在已知的西周最西北的诸侯国所在地，学术界此前普遍认为西周中期已失去对西部边疆的控制，开始向东退守，获国的现世颠覆了这一共识。
这些为周王扼守四方且掌握一定政治和军事灵活性的封国国君称为“侯”，也得到出土金文的证实，如“侯于晋”“侯于匽”……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徐良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侯通常由周王派出，属王室亲信，具有较为强烈的军事职能，且“侯”这个字的字形带箭，具有武装镇守一方的性质，所以这些侯国都有统领一方军事的作用。
部分侯同时拥有“公”的称谓，考古发现的铜器铭文证实，在世时称为公的多数都是王朝大臣，如“周公”“召公”“南公”“毕公”等。
在地方上，还有一些传统家族部落势力，愿意承认周的王权，也受封，领导者却不一定称侯。
例如与晋侯墓地相隔不远，东侧有位于翼城县的霸伯家族墓地，南侧有位于绛县的倗伯家族墓地。
晋侯称“侯”，而霸、倗都只称“伯”，晋为姬姓，而霸、倗皆非姬姓。
类似倗、霸这样的家族，具有附庸性质，受到称“侯”的诸侯节制，另一方面也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
这些家族部落的封地是否能称为“国”，在学界尚存争议。
徐良高认为：“一个个大的世袭血缘家族世代控制着这些地区，到了东周以后，随着周王权威的衰落，这些世袭家族独立性越来越强，演变为国。
在西周的时候，它们还要受到各种约束与管理，可能叫‘邦’更合适。
” 商遗民在西周找到“新工作” “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制度，正是周人特殊崛起经历的产物。
周人在古公亶父迁岐之前，是一个处于戎狄之中的蕞尔小邦。
周人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联合不同族群、方国，形成联盟力量的过程。
灭商后，战时联盟的经验升华为国策，使得西周王室与地方封国的关系颇为复杂。
从现在考古发现及出土铜器铭文来看，西周王室与封国之间互动频繁，关系密切。
所有封国国君都需受王命立国，赐予土地、民人，并参与周王室指挥的军事行动，封地都城的建设也直接受国都影响。
2009年，山东高青陈庄墓葬群出土引簋，其上铭文记载了周天子赐予“引”特殊的箭和彤弓，命他统领齐国军队。
更早出土的晋侯稣钟，铭文也记载了周厉王三十三年，晋献侯“稣”受命参与征伐夙夷的事情。
2021年琉璃河遗址燕国故城新发现外城墙和外城壕，以此看出燕都的城市方向、城圈结构等规划特征，都与王朝中心周原遗址相似，这是分封制下国家治理边地统治的有力见证。
更为重要的，是同样于2021年自贵族“作册奂”墓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铭文记载：“太保墉燕，延宛燕侯宫。
” “这句话太珍贵了。
”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王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它清楚表明远在国都辅佐周王的太保召公千里迢迢来到燕地，亲自筑城，主持祭祀仪式。
而“双重城垣结构现在在西周封国中还从未见过，此次在琉璃河遗址中发现，让我们知道了西周时期的封国也可以有如此复杂的结构。
这很有可能是因为燕国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才分封‘三公之一’的召公到这里，为它进行了复杂的城市规划设计。
”王晶说。
从这个角度看，琉璃河发现的城市遗址可以说是实物版“考工记”，因为它直接反映了西周初创时周王对封国城市的设计理念，包括城市规模、几层城圈、满足多少人生活……曾有学者认为西周早期的分封是一种由部落联盟转变而来的“联邦”或“邦联”式松散结构，王晶不同意这种观点：“从燕国来看，它远离王朝中心，在西周时代处于边疆，王权依然对它保持着紧密的控制和联系，西周的国家结构并不松散。
” 无独有偶，2012年在随州文峰塔发现的曾侯舆编钟上有长篇铭文，其中记述“王遣命南公，营宅汭土，君庇淮夷，临有江夏”。
周初著名贤者，文王、武王时的重臣南公似乎也有亲赴封国，协助建国的举动。
在有效控制的基础上，西周王权同时展现出一种强大的变通性格。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物质文化遗存来看，不同地区的周人文化因素构成或者说人口来源大致为以下几种模式：周人＋殷人，周人＋殷人＋土著人，周人＋土著人。
这些模式显示出周人对其他文化，包括被征服地区文化所采取的一种承认、宽容、吸纳和主动与之融合的态度和政策。
2022年，陕西旬邑西头遗址发现约80万平方米的西周大型城址和高等级墓地，其中M90墓葬内排列殉人43具，是迄今为止国内殉人数量最多的西周墓葬。
西头遗址发掘项目负责人豆海锋认为，M90墓葬很可能是西周初年的墓葬，墓内随葬品保留着明显的商文化特色，他推测，是西周初期，周王朝将一部分商人迁到旬邑，墓主正是那时的“商遗民”，而且是个高等级的管理者。
如许倬云所说，“分封制度是人口的再编组，每一个封君受封的不仅是土地，更重要的是分领了不同人群”。
被打散的殷商移民并没有被歧视，被奴役，相反，他们得以保留自己的传统，哪怕是周人所不齿的人殉、人祭，毕竟这在典型周人遗址中几乎未见。
有才能的商遗民还会被重用。
例如“太保墉燕”铭文青铜器的墓主人，被称为“作册奂”，名字叫“奂”，官职是“作册”，相当于史官。
他的人生因为科技考古同位素分析被还原——锶同位素分析判断了他可能从殷商故地，跟随燕侯移民燕都。
“北漂”之后，他的生活水平并未下降，依然是贵族，能够摄入大量肉食，还找到了相当不错的“新工作”，身为史官，他见证了“太保墉燕”的全过程，并记录在青铜器上。
徐良高觉得，如果说商文化传播犹如肯德基快餐连锁店，全球一个标准，那么周文化的传播就像中国的川菜菜系，在不同地方都有所变化，以适应各地人们的传统口味偏好。
“天下共主” 善于吸收其他文化，不断与各种政治势力结盟，是周人迅速开展壮大，以“小邦周”最终战胜“大邑商”的主要原因。
也正是因为这种成长过程和开展模式决定了周王朝的政治体制“分封制”，具有分权和权力共享的特点，世家大族和世袭制的诸侯封国、方国、部族广泛存在，使王权难以做到专制独裁。
迄今为止，在西周的考古发掘中，尚未发现周王陵，也未发现与西周王室密切相关的高等级遗迹遗物，即使如周原齐村出土的明确为厉王之器的(hú)簋，虽然器形巨大，显示了王器所应具有的气势与等级，但由于出土背景复杂，也尚难以得到关于周王的更多认识。
西周考古大量发现的高等级遗迹遗物都是各世袭贵族家族的墓地、居址，如晋侯家族墓地、三门峡市虢国墓地、平顶山市应侯墓地、北京市房山琉璃河燕侯墓地，等等。
就连近年在山西翼城大河口村发现的名不见经传、面积只有50里见方的霸国，其掌权者“霸伯”墓中也出土了1000多件青铜礼器、乐器、兵器、工具、车马器，豪华的随葬品阵容显示出这个小国的国力。
如此小国也未被王室轻视，出土的霸伯尚盂铭文显示，周王曾派大臣出使霸国，勉励霸伯并馈送苞茅、鬯酒，霸伯接受并铸作礼器以作铭记。
而商时期遗存中，王所在的都城遗址如郑州商城、殷墟都规模巨大，独一无二，王陵、宫殿基址豪华奢靡，最精美的文物大都集中出土于这些大型都城性质遗址，财富和权力高度集中。
徐良高感慨，周王权的存在感远不如商，周王留下的遗存也就稀少，这些现象支撑了周王作为“天下共主”的说法——社会分层有序，分权明显，世袭的大贵族家族经济、政治力量雄厚，势力强大且广泛存在，王权似乎受到制约，财富和权力集中于王室的现象不明显，王权至高无上地位的特征不彰。
各地诸侯为充实自身国力，供养军民，他们逐渐开展起了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多元经济。
考古学证明了分封制下的经济繁荣。
例如，在陕西和河南等地的考古发现显示，西周晚期出现了大量青铜器、陶器，象征着当时社会的繁荣兴盛。
这些文物无不昭示着分封制不仅在政治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更有助于了经济开展。
诸侯带去封地的武力，除周人之外，还有殷商遗民，诸侯在封地，又联络当地族群，与其精英互结婚姻。
于是，无论哪一个封国，都是若干族群与文化系统的融合。
周文化借分封之势向四方扩散。
诸侯在封国行周礼，从祭祀大典到日常礼仪，规范民众行为，办庠序，推雅言，书写系统伴随分封落地生根。
与商代甲骨文相比，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显示周人的语言文字能力出现巨大跃迁。
至少数百篇长铭文，完整翔实，为后世给予了珍贵的历史实录。
例如出土于陕西岐山的毛公鼎铭文，字数接近500字，是现存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完整记录了周王对重臣毛公的册命。
例如霸伯尚盂铭文，116字详细记录西周时期的完整聘仪，是研究周代宾礼的重要材料，可与传世文献《仪礼·聘礼》互相印证。
不同于商代文字主要用于记录占卜，西周文字应用广泛，铭文虽多铸于祭祀礼器，内容却常记载真实历史，涵盖王命、军功、官职、婚姻、宗谱、经济、外交、法律等。
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西周史学者李峰所言，这些高质量书写证据极大增进了对西周政治、礼仪及社会状况的陆续在性理解。
西周的文字应用也从祭祀走向民间。
铭文显示，竹木简牍已用于商品交易、土地契约等日常事务，虽实物不存，却印证了读写文化在西周社会各领域的渗透。
边缘族群在周文化浸润下，从陌生到接纳、融入，华夏文化圈日益稳固。
但是，周人与殷商文化渗透各国地方文化的同时，也受其地方文化的同化。
天长日久，诸侯必然“本土化”，不免与中央逐渐疏远。
是以西周分封，建构了各地上层的周文化礼制，也孕育了后来网络崩解的结局。
许倬云曾感慨：“西周分封，诚然有其巧妙之处，却也有先天带来的弊病，分封越多，宗周越弱；时间越久，亲情越疏。
”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但徐良高认为，“成败”都是相对的，要看站在哪个角度了。
周当然以灭亡告终，但如果回看中国整个古代史，它共延续近800年，是寿命最长的朝代，从这一点来说，它无疑是成功的。
而分封制的王者余晖，在后世历史中不时闪现——到底是应该采取诸侯分封制政体，还是应该采用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政体？这种争论和尝试从汉初到明初都出现过。
分封制，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是一个多元化的动力与压力交织的历史事实。
它体现了周朝对权力分配的精妙设计，同时也揭示了人性的多变与复杂。
也许，周的历史正是一个佳例：任何系统，都是变动不定的，变动之中，如果失去了调节能力，这个系统即会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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